来源：中国日报
最新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“稳增长、扩开放”奠定了积极基调，释放出明确政策信号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中，中国着力点不在于短期博弈，而在于筑牢长期经济韧性的根基。当前阶段，推动全球经济融合的真正引擎并非关税或技术壁垒，而是流动性，即人员、商品与数据的高效流通，这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生命线。
流动性堪称现代经济的“神经系统”，如今正迎来自150年前内燃机问世以来最深刻的转型。电动化、自动驾驶与万物互联不仅重塑出行方式，更深远地改变城市结构、产业形态与数字网络的运行逻辑。新时代下，中西方面临一个关键抉择：是在竞争中深化协作，还是坐视全球交通基础设施走向分裂？
回望历次交通创新浪潮，其演进脉络往往相似。而中国在每一轮浪潮中，都扮演了“规模化试验场”的角色。昔日诞生于底特律或斯图加特的创意，如今在深圳、上海实现商业化落地与大规模推广。创新前沿已从单一设备发明转向生态系统构建。中国对这一模式的实践，比任何国家都更为深入。
十年前，特斯拉重新定义汽车为“带轮子的软件”，即通过持续迭代进化的智能终端，其价值日益由代码而非硬件主导。这一理念已成为全球汽车业的共识，而中国率先在系统层面将其全面落地。以前瞻性产业政策为支撑，中国构建起覆盖电池、芯片、整车平台、智慧道路、AI算法及城市数据网络的端到端数字出行技术栈。由此形成的交通基础设施兼具物理与数字双重维度，宛如一套“国家操作系统”，使电动汽车、公共交通、无人机与物流枢纽成为统一数据网格的节点。
对中国而言，交通不仅是产业部门，更是现代经济的循环命脉。以先进技术对其升级，能够显著提升制造、物流及城市生活的整体效能。就此而言，中国发展电动出行的战略思路，与美国当年将铁路、航空航视为国家竞争力核心的战略视野一脉相承。
西方仍拥有全球最具活力的创新生态——硅谷、德国的“隐形冠军”体系、欧洲在可持续领域的领导力——却难以整合形成规模合力。美国让政治考量凌驾于技术务实之上，将“能源独立”简单等同为延续传统能源路径。欧洲擅长规则制定与设计创新，却受制于市场分散与行动迟缓。因此，西方的交通战略多呈现渐进式调整，而中国则更倾向于系统性重构。
目前，中国生产全球约60%的电动汽车和80%的车用电池。比亚迪、吉利、蔚来、宁德时代等企业不断刷新产业学习曲线，中国监管部门也在城市空中交通廊道、自动驾驶示范区等领域率先探索。以往的“追赶者”角色，已转为“领跑者”的竞逐。
尽管处于领先地位，中国也面临成长中的挑战。许多整车厂仍面临盈利压力，折射出国内市场竞争的白热化。实质上，中国正在运行一场全球最大规模的实时交通实验，以短期效率为代价，换取长期技术自主与全球竞争力。
世界似乎正滑向两套难以兼容的体系：一套是以垂直整合、规模效应与统一标准为特点的中国主导生态；另一套是以私营创新、多元规制与政策摇摆为特征的西方主导生态。如果两者在数据协议、供应链布局与技术标准上持续分化，将导致全球创新受阻、资源浪费与发展迟滞。
另一种出路是走向战略互依。全球向可持续、自动驾驶出行的转型，离不开双方优势互补：中国的规模化制造能力，与西方的软件、设计及治理经验。最具建设性的路径是在共通规则下开展“合作性竞争”，即在互操作性、安全标准与透明数据治理等框架内，通过战略协作实现共赢。
海湾合作委员会地区正是这种战略互依的生动案例，该地区凭借宏大的国家愿景与对可持续交通基础设施的重磅投入，迅速成为下一代出行系统的现实试验场，也为东西方合作提供了中立平台。例如，优步与中国的文远知行在沙特利雅得合作推进自动驾驶项目，便是西方平台创新与中国自动驾驶技术融合的范例；小马智行与多家全球制造商及科技企业的合作，也体现了以共同创新为目标、超越地缘竞争的跨境协作趋势。
这一新兴生态将成为今年12月在利雅得举办的CoMotion GLOBAL大会的焦点。这场汇聚中美欧及海湾地区出行领袖的顶级盛会，将围绕“出行3.0时代”的协同创新、互联互通与可持续规模化展开关键对话。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（海合会）国家所展现的开放试验姿态提示我们：出行革命的未来，或许不独属于中国或美国，将孕育于连接东西方的创新枢纽。
实现交通领域的深度脱碳，需要产业务实：西方应善用中国高效的制造体系，中国也需对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监管透明化的准则。这并非妥协，而是共同创造。理想的范式不应是冷战式对立，而可借鉴空中客车与波音式的竞合，即在共享的监管框架下，既竞争又互通。
未来十年将决定“出行3.0时代”的走向：是走向融合，还是陷入割裂。若我们选择融合，将中国的实体规模与西方的数字专长相结合，全球向可持续智慧出行生态的转型进程，有望提速数年。
出行已不再仅是消费品，它已成为数字经济的战略基础设施，也是人工智能、自动化与全球商业赖以运行的基础平台。汽车塑造了20世纪。而21世纪出行革命最终将导向分裂的世界，还是一个重联的世界？答案就在当下的选择之中。
